金融危机下,国有产权背景引致的促就业、保稳定等政治责任是否会给国有企业带来额外的成本负担,国有企业是否会通过降薪、轮岗等方式规避这些压力?国有产权背景是否仍能为企业带来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优势,其背后动机和形成机理是什么?金融危机下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之间具有怎样的内在联系?中央和地方各层级国有产权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机理有何不同?项目拟基于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盈利下降和现金流短缺两个动态视角,通过构建理论与实证模型,考察不同产权背景企业之间的经济后果差异,剖析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和政府补贴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基本路径和内在机理。与已有文献不同,本项目将国有产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内在机制研究置于金融危机冲击这一特定背景下,从动态角度将政策性负担、融资优势、政府补贴与企业盈利和现金流等关键因素融入一个有机的分析框架中,有利于全面认识金融危机下国有产权作用机制和拓展环境急剧恶化下的政府干预理论。
项目基于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盈利下降和现金流短缺两个动态视角,通过构建理论与实证模型,考察不同产权背景企业之间的经济后果差异,剖析政策性负担和融资优势影响国有企业绩效的基本路径和内在机理。主要研究以下几个方面:(1)金融危机冲击下,不同产权背景的企业承担的政治责任的差异及其导致企业盈利差异的机理。(2)金融危机冲击下,国有企业银行信贷软约束的变化趋势,亏损国企银行信贷软约束期限结构表现。(3)金融危机冲击下,不同产权背景的企业的商业信用行为差异的变化及其原因。(4)进一步地,就管理层行为及其对企业内部运行的影响而言,金融危机冲击对不同产权背景的上市公司成本费用粘性的增强和消弱效应如何?金融危机爆发后保盈动机是否会进一步诱发管理者对成本费用粘性进行干预。.主要实证结论有:(1)在金融危机初期(2008年),在存在减员的企业中,国有企业的减员幅度小于非国有企业,但同时前者的人均工资增长幅度也小于后者,因此国有企业人均工资调整策略缓解了其因减员不充分而导致的劳动力成本压力,进而缓冲了其所受的盈利冲击。而在2009年,与常态环境下一样,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人员数量调整策略和人均工资调整策略上都没有显著差异。(2)常态环境下,亏损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软约束在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上都有所体现,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2008年),这种软约束在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上都有所加强,但在2009年,银行信贷软约束则主要体现在短期借款上。另外,在国企银行信贷约束的变化趋势上,相对常态环境下,在金融危机初期(2008年),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约束有软化趋势,而在2009年,银行信贷约束又有所硬化。(3)在金融危机初期(2008年),上市企业主要通过采取减少商业信用供给总量的策略来减少商业信用净供给。而在2009年,相对金融危机初期(2008年),上市企业的商业信用供给总量和使用总量都有所回升,并且净商业信用供给有所增加。其次,从常态环境到金融危机初期(2008年)、到2009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商业信用供给总量、商业信用使用总量和净商业信用供给上的差异均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4)金融危机促使国有控股公司成本费用粘性增强,非国有控股公司成本费用粘性减弱;金融危机与保盈动机的双重驱动效应会削弱上市公司的成本费用粘性,并在金融危机爆发初期表现得更为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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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新时间: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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