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农村社区信仰异质性对公共物品供给影响及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信仰结构发生了巨大且迅速的变化、信仰组织已经成为农村第一大非正式组织、信仰异质性水平显著增加，使得乡村社会的集体行动面临着巨大考验；另一方面，政府却从农村大规模退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依靠"村民自治"和"一事一议"，对集体行动的依赖更加强烈。在此背景之下，信仰异质性对公共物品供给是否会产生影响、影响产生的制度条件是什么、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本项目拟通过对农村社区的实地调查，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重点研究内容有：（1）信仰异质性与公共物品供给关系；（2）信仰异质性影响公共物品的制度条件；（3）信仰异质性影响公共物品的作用渠道；（4）信仰异质性与社会资本的关系；（5）信仰、宗族、种族、经济等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对公共物品影响强度比较；（6）信仰异质性与公共物品关系的国际比较；（7）信仰异质性背景下，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政策研究。

围绕研究设计，本课题对安徽阜阳进行了实地调查、参与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的中国民生指数调查、并且广泛搜集了公开以及未公开的二手资料，整理出了一套有关宗教、历史宗教活动场所以及社会经济变量的丰富数据。鉴于目前宗教信仰相关数据的严重缺乏，这些搜集、整理、整合出的数据对于以后有关中国宗教的社会科学研究将会一笔十分丰厚的财富。利用这些数据，本课题对比了有无宗教信仰者以及不同宗教信仰者在公共物品需求、经济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同时考察了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以及条件。在此过程中，本课题同时还关注了中国农村当代信仰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原因。本课题的主要发现如下：（1）相对与没有宗教信仰者，有宗教信仰者进行货币性捐赠的概率以及额度更大。这种慷慨不仅表现在宗教捐赠，还是表现在世俗捐赠。此外，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货币性捐赠的差异也十分巨大。总的来看，制度性宗教信仰极大地提高了货币性捐赠，而弥散性宗教信仰则削弱了货币性捐赠。（2）相对于无宗教信仰者，有宗教信仰参与农村养老保险概率要低6%。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宗教信仰对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老农保”参与的影响，对“新农保”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本课题对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两条作用机制（替代效应和信任效应）进行了初步检验。替代效应得到了较强的经验支撑，信任效应虽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经验支撑，但是总体而言，可以认为信任效应并不是很强。（3）相对于父母无宗教信仰者，父母有宗教信仰者的受教育程度更低。使用省级历史宗教活动场所密度作为工具变量的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关系具有因果属性。父母宗教信仰对子女教育的负向影响主要发生在教育的初级阶段，在高中和大学等高级阶段的教育决策过程中，父母宗教信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所有宗教信仰中，外来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的负向影响比本土宗教信仰（佛教、道教等）更大。宗教信仰对教育存在负向影响的原因可能存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宗教信仰者对世俗教育的重视程度比较低，二是有宗教信仰者教育回报率比较低，三是学校教育不利于宗教信仰的代际传递。（4）相对于非信徒，信徒产生冤屈情绪、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概率更高。宗教对冤屈情绪产生正向影响的原因可能是信徒因为其身份遭受了不平等待遇；宗教对群体性事件有正向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宗教对冤屈情绪有正向影响同时宗教的组织性降低了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