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行为选择与市民化研究

农民工早已不是一个同质群体，其内部差异以代际分化尤甚。他们在个人特征乃至行为选择方面的代际分化，使得原本即为一个动态过程的农民工市民化现象更为复杂。基于这种认识，本项目将在构建"两阶段转移"乡城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农民工大样本调查数据，反映于个人特征上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受制度性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劳动供给行为即生存职业流动方面出现的不同，及其和空间地域流动、社会阶层流动的交互影响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建立测量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数理模型和指标体系，测量和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预测农民工整体的市民化进程变化趋势，以提出促进其市民化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渐进性的改革开放政策，规模庞大的乡城劳动力转移随之出现。但中国的乡城劳动力转移呈现非常特殊的“中国路径”，表现为这一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程：第一阶段为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变，此转变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为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此转变目前仍步履维艰。这使得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成为城乡和谐社会建设面临的重要现实课题。就农民工群体自身而言，伴随快速的社会变革，不同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农民工出现了显著差异。这导致市民化进程中，他们在许多方面表现出不同的意愿，产生不同的行为，尤其体现在劳动供给、迁移流动、身份定位方面。在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作用下，这三者相互影响，对他们的市民化进程带来综合影响，挑战现行体制与相关制度安排。 .基于以上背景，本课题在构建“二阶段转移”乡城劳动力转移理论的基础上，深度挖掘农民工大样本调查数据，反映个人特征上出现代际分化的两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受制度性因素、市民化意愿、市民化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在劳动供给选择方面出现的不同，及其迁移流动选择、身份定位选择的交互影响，进而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产生的影响。并在这些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测量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数理模型与指标体系，测量和比较两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预测农民工整体的市民化进程变化趋势，提出促进其市民化的政策框架、制度安排和具有可行性与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 .研究发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影响了中国当代的乡城劳动力转移，由此形成中国乡城劳动力转移的“中国路径”，即“农民—农民工—市民”。受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的隐性藩篱影响，此过程第二阶段的转变至今步履维艰，且对两代农民工各自市民化进程产生不同影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具体影响是通过对其劳动供给、迁移流动、身份定位的影响进而形成农民工“生存职业困境—空间地域流动—社会阶层固化—生存职业困境”双向循环陷阱施加，是相较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行为推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经济利益诱致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至今不顺利、难彻底、欠稳定的深层次原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开始，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重点也转向中小城市和城镇。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市民化门槛设置和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回流安排，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将构造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成为地方吸引乡城劳动力转移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