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EGFR非酪氨酸激酶途径是否具有抗肿瘤作用研究极少。此途径上的信号分子SGLT1控制着细胞内葡萄糖浓度,下调时诱发自噬性细胞死亡,是研究Cetuximab抗癌机制的新方向!基于我们在Cetuximab治疗肿瘤方面丰富的经验;Beclin-1低表达者Cetuximab治疗的PFS显著延长;预试验发现Cetuximab诱发肠癌和鼻咽癌细胞的自噬,同时下调SGLT1表达;肠癌组织中SGLT1高表达等,我们计划总结Cetuximab治疗肠癌的临床资料,分析自噬相关蛋白与Cetuximab疗效的相关性;研究Cetuximab诱发自噬的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在Cetuximab增敏Irinotecan中的作用,旨在阐明自噬性细胞死亡是Cetuximab抗肿瘤的新机制,希望从自噬角度寻找预测Cetuximab疗效的分子指标,并为下一步同时阻断EGFR两个通路而提高Cetuximab抗肿瘤效果提供理论基础。
Cetuximab和bevacizumab是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的重要靶向药物,探讨其作用机制和疗效预测指标是个体化治疗的要求!第一,回顾性分析cetuximab治疗mCRC的资料,验证了其有效性和kras基因的疗效预测价值;率先报道cetuximab一线治疗中国肺癌病人的有效性。第二,bevacizumab在中国mCRC患者中是有效的,但要求至少应用 4个周期,而治疗前血清LDH高者获益可能性更大,但也有缩短肝转移时间的风险。第三,探索预后、预测指标,并建立模型。首先, EGFR过表达与低PFS和OS相关, 但SGLT1却不相关。自噬与cetuximab疗效相关:在cetuximab治疗组中,低LC3表达者ORRs高,低Beclin-1表达者有比较长的PFS,而在非cetuximab治疗组中并无此关系。在bevacizumab治疗组中,高LDH似乎是用药的指针。其次,发现GGT和CEA都是独立的预后指标,两者联合更有效; NLR 和CEA也有类似的结果,包含上述三个指标中0、1、2-3个指标者的生存率是显著不同的,该模型不仅是对现行模型的补充,更适合在基层医院,因为它们来源于血常规和生化常规。再次,发现高LDL-C、LDH和IL-8都是预后差的指标,并且高LDL-C与一线PFS有关。第四,自噬在杀伤肠癌细胞中有重要作用。首先, cetuximab抗癌作用的机制之一是诱导了自噬:Cetuximab诱导肠癌CACO或HT29细胞自噬,伴有SGLT1下调,而在高表达SGLT1的CACO细胞株中自噬并不减少,证实该自噬是通过下调SGLT1实现的。其次,发现BJOE(鸦胆子油乳)抑制结肠癌自噬的发生。再次,cetuximab引起的自噬和SN-38(irinotecan的活性成分)可以联合杀伤肿瘤细胞。该课题将临床与基础相结合,不仅验证了两个靶向药物的疗效,发现GGT、NLR、LDL-C、IL-8、LDH等新的预后指标;还发现自噬与cetuximab疗效相关,LDH与bevacizumab疗效相关;SGLT1介导的自噬是cetuximab杀伤肠癌的新机制,为下一步同时阻断EGFR自噬和酪氨酸激酶两个通路而提高Cetuximab抗肿瘤效果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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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更新时间:202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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